口述：jerry 整理：张路延。
看《天才枪手》的时候，我一直很沉默。
电影散场后，和女友回家，走成了一条沉默的街。女友察觉到我的反常，问我，你怎么了？我想了想，停下来，看着她：你作弊吗？
她很敏感，你作弊？你不是学霸吗？我不信。
你可能不知道，我高中读了四年，前三年理科，休学，第四年，改的文科。
那你还能考上名校？真牛啊，她笑了，有些不以为意的味道。似乎忘了作弊这回事。
但我忘不了。
尘封的记忆闸门打开，洪流滚滚，向我压来，简直喘不过气，如果可以，我简直希望人生没有作弊这回事，但事实上，我作弊了很多年，从小学、初中，到高中，直到一摸考试作弊失败遭遇滑铁卢，母亲崩溃，至今还在抵抗抑郁症……
这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，而是一个多方角力的怪圈，有所谓的天才少年，也有焦灼的中国式父母，还有他们不同经历的时代烙印。
一
故事还要从我母亲说起，她是我们家族里最没有文化的人，或者，这样说更为恰当，最没有学历的人。
我的外公和爷爷，都是三十年代的大学生，儿女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，父亲下乡当知青，母亲那届正好不下乡，但读到四年级就没有文化学习，除了背毛主席语录，就是天天跳忠字舞。
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三，由于社会原因，母亲没有读过书，家庭出身不好的她，连念高中的机会都没有，15岁就早早招了工。
这样说起来，有点像《山楂树之恋》里的静秋，虽然母亲挺拔纤瘦，也遗传了大家闺秀的外祖母，模样很漂亮，即便是跳忠字舞，也是人群里一样能望到的那种，但因为成分问题，她没有被任何一个文工团挑中。
多年后的一天，机缘巧合下，她看到过自己的档案，“黑历史”厚厚一大摞，简直惨不忍睹，陈年老辈各种大事小事，都会放大，记录到每个人的文件袋里。
没有选上文工团的母亲，后来只有到钟表合作社做工，对书香世家的她而言，这并不是一份心仪的工作，她是元月工作的，到了当年五月，才满16岁。
1977年，高考恢复，母亲跟外公说，她想参加高考，考大学。当时外祖母病了，家中一个顺一个，还有四个弟妹，都是升学的年龄，家庭负担很重。于是，外公劝阻了她，他说，你那么多年缺乏文化学习，底子太差了，不一定考得上，帮帮爸妈，先让弟妹们，一个个考出去。
几乎是两年一个的频率，姨妈、舅舅们都很争气，全部考上了大学。母亲现在还记得，当年，每个弟妹考前都要出状况，一人生一场大病，让她心惊胆跳，生怕误了考试，全是她守在病床前照顾，那个时代的人，很讲奉献精神，直到今天，母亲也没有因为当年的放弃，说过一句怨言。
但她的大学梦，一直心心念念，藏在心底。
等到外祖母去世，弟妹们都上了大学，母亲已经快30岁了，她进了成人高考补习班，开始学习，当时成人高考科目可以选择，母亲根据自己情况，选择的是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地理、历史。
她非常努力，每天看书看18个小时，她也不觉得累，反而觉得很高兴，他们那批工人，一次性通过考试的不多，她是一个，最后，念了三年大专。
但她并不满意。
虽然，母亲努力追求了她的大学，但除了她，上至父母，下至弟妹，都是实打实的正规大学，成人大学的含金量，在她心里远远不够的。
在她和同样被耽误的同龄人里，对大学有了一种执念，即便他们后天学习再多，也无法有一个官方盖章，来给他们证明。这种未完成的执念，投射在了下一代身上。
对母亲而言，投射的对象，就是我。
二
这种念想，在母亲心里，或许一开始只是小苗，但慢慢地，我的早慧助长了它。
我从三岁起，就开始学习围棋、绘画、钢琴、跳舞，都学得有模有样，当时，素质教育这个名词已经开始流行，从小错失各种机会的母亲，不愿意让我输在任何起跑线上。
6岁念小学，当时兴办了一所名校，师资都是当地最好的，除了缴纳远高于其他小学的学费外，还有一个钱也买不到的门槛，那就是国外流行的智力测试，我的分数，大概是120多分，是所有孩子里的第一名。
那一代家长、老师，对学习的重视程度，或许更超于今天，它似乎是唯一的评判标准。在他们的称赞和羡慕里，母亲似乎更多不是高兴，而是责任感，虽然我不过刚满6岁，她似乎已经看到了我即将踏入名校大门的身影，而她，是那个一路守护的陪伴人。
于是，从一年级开始，她陪着我，不间断的各种学习。之前的钢琴、围棋仍然在，但奥数、英文、电脑等也开始同步跟上。
我在补习上，特别是有关学科补习上，跟其他人还有不同，他们是补差，我是补优，像我这样的，还有同样的一些“天才少年”，父母因为我们成了朋友，互通消息，把我们组成一个小小的精品补习班，我们在小学的时候，就早早学习了初中内容。
对我们来说，超前教育，在能适应的情况下，自然对现有教育是不屑一顾的，因为所有题目看起来都简单容易，不免有一种优越感，免不了得瑟的心态，总会想办法炫耀出来。
这也是我第一次作弊的由来。
小学时，我参加全市小学生GWbasic计算机程序设计比赛，我当时学得很好，计算机水平几乎是碾压同级同学甚至高年级同学的，初试考笔试，我半个小时就做完了题目，同学阿晨不会，他坐我旁边，向我求助，我把卷子往右边一靠，身体往左，方便他抄。
在给他抄的时候，我内心是得意的。对早熟的少年来说，总是希望有炫耀的资本，就像美貌一样，它能给人带来潜在的优越感，学习好也是，并且最好是离经叛道一点，这样更酷。
复试考上机，我最先做完题目，阿晨第二个，最后成绩出来，我是全市第一名，阿晨是第二名。
后来，我在跟父母显摆时，无意说漏了这个事情，他们并没有指责我作弊不对，反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假如上机，阿晨比你做得快，他得了第一名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
这句话，对我印象很深。
潜在来说，中国式父母是有攀比怪圈的，就像别人家孩子一样，无论做什么，他们都有一个攀比名次的心态，这或许是年代给予他们的危机感。同时，在作弊上，因为孩子非抄袭者，他们就意识不到严重性，他们并不清楚，问题不在施方和受方，而是在于缺乏对诚实和规矩的尊重。
而这种教育，也会让孩子过早染上成人世界的功利。
三
我念初中时，仍然是补优，早早学习高中的内容。
在各种巧合下，我洞悉了更多成人世界的规则，未成年人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，辨别是非能力则不是。这些问题，到了今天才慢慢意识到。
从小学开始，我母亲已经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家长，他们寻找名师，互通有无。给我补优的语文老师，是其他学校的，在全市都很有名气，确实教的不错。
但父母不知道的是，这位名师之所以都能让大家看到实效的原因，还在于每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，她会把一些内容串起来，组成各式各样的考点。在第一次语文期末考时，我发现了其中的奥妙。
我习惯先看作文题，第一感觉就是“赚到了”，因为作文题不仅知道，连结构、思维方式、如何打动评卷等等，老师都训练过，继续翻看下去，竟然连古诗默写题我们都提前默写过，其他考题也是如此。
这个场面是不是很熟悉，对，和《天才枪手》如出一撤，Grace补习班拿到的考题，也正是考试题目。我当时电影看到这一段，只觉得有种讽刺的真实。
然而，那时我还小，并不觉得讽刺，而是赚到的心情。我们正处于模仿成人规则的世界，好的坏的都是，比如这种投机取巧，仿佛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不知不觉中，我也成了破坏规则的人。
每年开学，作为学习尖子，我都会帮老师拿本期的教案、试卷等，我帮语文老师拿的时候，每份月考试卷都偷偷保留了一份，我当时虽然紧张，却并没有负罪感，想到漏题的补习班老师，我甚至认为，这是很聪明的行为。
让我继续陷入这种怪象的，还有优等生待遇。
我们中考，除了语数外，只考物理、化学、政治，我自作聪明，几乎不管其他副科，精力花在主课和玩上，我之前说过，对于没有外貌优势的人，做很会玩的学霸也是很酷的，我经常偷着去网吧，玩CS、星际争霸和石器时代。
但优等生好面子，副科不学，又不想丢面子，两者权衡，我选择了作弊。
考历史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小抄，一条条放在文具盒里，可能打开文具盒的频率过高，被监考老师发现了，他从讲台走下来的过程中，我反手就把小抄给了后桌，老师没有发现我作弊，反而抓住了同桌，同桌遭遇了处分，老师可能还是有所怀疑，告诉了班主任，班主任笑了：他怎么可能作弊？你知道他每次都是年级前几名吗？
这种优等生差别对待，平时也不鲜见。
因为补优的关系，我过早学习了初中、高中内容，课堂相对我来说太简单，导致我没有听课的习惯。数学老师很开明，还破例让我整个初中不做数学作业，他以为我会把更多时间放在更精深的学习上，殊不知我只是拿来玩儿，并且养成了很坏的学习习惯，自律能力极差。
比自律更坏的是，我依然作弊。
有一些同学，数学底子很差，就像《天才枪手》里，Grace像琳求助一样，最后向我求助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要求不高，分数考高一点就好，于是，我每次考试，会把选择题和填空题写在橡皮擦上，ABCD用1234代替，他们传着抄，每人给我5元钱。
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害怕，因为我清楚，即便抓到了，也是他们被惩罚，对老师来说，好学生、坏学生是双标的，我当时已经懂得了钻空子。
四
好日子在高中结束了。
我读书念的初中，是当地最好的几个中学之一，大家关系是并列的，没有优劣之分。但我读的高中，是当地最好的高中，没有之一。
根据入学成绩，我念的是最好的两个班，好到什么程度？这两个班，基本全部都能上一本线，一半的人，都能考上中国前十的大学，当时出国还不流行。
我的同学，全是各个学校的尖子生，“一览群山小”是不可能了。加上，我数年累计的问题，还是一个个暴露出来。
比如长期形成的学习习惯，几乎不听课、不写作业，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，依然不听课，作业没有优待不用写了，那就抄。
和小学、初中不同的是，我没有补课了，以往父母多年进行的每课必补，划下了一个顿号，这是母亲权衡后的决定，她认为我已经是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老师，并且和普通班不同，我们也是超前学习，已经得到了补课所需要的内容。
我们长期做的是奥赛题目，比高考艰深，几乎无法了解自己的真实水平，我一边磨洋工，一边仍然在玩游戏。
但潜在意识上，我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和身边同学的差距，但骄傲并没有让我承认它，这种骄傲，或许也存在同样情况的同学身上，我们有着同样经历，遭遇着同样困境，也选择了同样糟糕的办法：
作弊。
只是，和小学、初中不同，这一次作弊的我，从施方到了受方。
当时，我们读高中，已经很多人用上了手机，榛子是学霸中的学霸，他负责做题，他的作弊心态，估计和以前的我们如出一辙，后来，他依然考上全国最顶尖的大学。
为了作弊方便，我们只发选择题，大题自己做，榛子做完题，就用手机发答案，同样是ABCD用1234代替，5个一组，空格号间隔开，一次发完。绵羊是手机接受分发的负责人，他把答案传到我们手机里，其他人也有继续分发的，中间有收费的情况，但没有收我钱。
我母亲当时已经在陪我住，事实上，她和其他家长一样，常年陪着孩子，中学为了离学校近，初三她陪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，住了一年，一家人老是分开不好，后来，我念高中，他们干脆在高中附近又租了一套房，一家人陪着我住，周末才回家。
因为作弊的关系，我依然能保持班级的中等名次，这意味着依然可以考上中国前十的大学，所以母亲依然是放心的，她精力放在每天给我煮饭做菜上，六点半就要起来做早餐，晚上九点还要做夜宵，然后就是看厚厚的大学资料，从脚往上摞，比头还高，她也为此成了专家，后来好多年，还有很多人因为孩子选学校请教她。
其实，高一时，我已经有成绩出现了问题，母亲当时也着急，迅速给我找了补课老师，但我很快就选择了作弊弥补，成绩恢复，她也就放下心来，只是，她没有想到，以前我是补优，当时，已经是在补差。
五
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升高三后，我们开始进行摸底考试，不知道是否是有所风闻，还是要测出大家的真实水平，我们的一摸考试，出奇意外的严格。
榛子没有办法发出答案，我们这些钻空子的人，因为之前缺乏正常的考试训练，只做大题，不做选择题，导致无法把握考试做题时间，等到交卷时，还是很多空白。
结果很惨，我倒数第三。
根据评判标准，只能刚上一本线，这显然和父母多年来的预期，有很大差距。就像一帆风顺的航船，突然栽了跟斗。
不只是我，我们小团体的人，从班级中游，全部变成了倒数。老师、家长都很诧异，他们一次次逼问，最终，有人说漏了嘴。
我母亲崩溃了。
一直以来，她做了所有能做的，也以为一直在往她想要的方向发展，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儿子的真实水平，并不是她多年认为的样子，并且还用了让她意料不到的形式：作弊。
在她心里，我是一个没有叛逆期的孩子，她不清楚，其实都是我伪装的很好，就像她从不知道我作弊、打游戏一样，这个突然产生的变故，就像一个虚假的幌子被撕烂，而她并不知道如何弥补。
在我面前，她仍然是故作镇定的，但她整个人还是消瘦下去，整晚整晚睡不着觉，有时我晚上醒来，能听到她压抑不住的哭声。
她仍然是抱有希望的，直到二摸，没法作弊，我依然是倒数几名。
这一次，给她的打击更大。其实，不只是她，我内心也是崩溃的，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糟了，但没有想到自己那么糟，一个人从小到大，赖以为生的骄傲，似乎也离自己而去了，那我还有什么？
对于大学，母亲有一直执念，从她自己开始，从她对我从小到大的教育中，她不能接受我念普通的学校，提出让我休学，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
她还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，让我改读文科。
她认为，学理科是全家人的决定，而我一直以来，文科的天赋和兴趣，都甚于理科。另外，她还想到了舅舅的例子，当年舅舅考大学，一心想要读文科，但全家人反对，最后，舅舅念了很好的理科大学，但人到中年，仍然一事无成，郁郁寡欢。
她的决定，让整个大家庭震惊，因为他们学的都是理科，在他们传统意识里，理科显然更为务实，而文科则太过务虚，不接地气。
和母亲关系最为亲密的二姨，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，她打来很多越洋电话，非常痛心，在争论间，甚至对母亲说了重话：
你在做一个极端愚蠢的决定！
饱受争议中，母亲问我意见，我也赞成转文科，语数外我一直很好，政治我有天赋，休学这段时间，我可以提前学历史、地理，到了高三，就和其他同学到了同一起跑线上。
母亲选择相信我，也相信她自己。
于是，在高三还有两个月高考的时候，我休学了，开始学习文科，政治、历史、地理，母亲一个个找到了补课老师，每天都陪着我补课。
六
或许经历了滑铁卢，我仿佛长醒了，整个高三，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。
我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，就像母亲当年成人高考的每天18个小时一样，也不觉得辛苦，或许，也有一些虚荣心做崇，我并不想失去“学霸”标签，年轻的时候，能够证明自己的东西不多，你长期拥有的光环，有一天失去了，自己会觉得很丢人，并且无所适从。
说句讨厌的话，如果聪明人踏实起来，很多事情，其实会事半功倍。
一来二往，我摸索出了独特的学习方式，那就是思维导图，对前三年没有学习过的政治、历史和地理，我把所有的知识考点融会贯通，理成一张张发散的大图，比如历史，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看似不相干，但我以时间为轴，把两个体系融到了一起。
长期习惯不好，仍然有懈怠的时候。
虽然几乎不打游戏了，但仍然会偷着看漫画。有次，我偷看漫画，母亲刚好送水果过来，我来不及，赶紧把漫画书藏在衣服里，不料动作一滑，整本漫画书从衣服里掉了出来，母亲一愣，当场捂住嘴就哭了。
这幕情景，是我一直想忘记但却异常清晰的记忆。
她迅速跑到了窗台，无法控制的大哭，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哭，怎么劝也停不下来，我想把她从窗台拉回来，也拉不回来。
我第一次有很深的负罪感。
从我开始学习起，母亲就守着我，守了十多年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事业，也从来没有出去玩过，就连父亲也曾颇有微词，因为她忽略了家庭本身。
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。所幸，一摸来了。
我第一次就考了年级前十名。母亲很高兴，她想问我点什么，又说不出口来，我看着她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我没有作弊。
二摸前十、三摸、四摸也是，高考，我考了年级第五名。我所在的省份，我考了前50名，也考上了我和母亲心仪的大学。
母亲没有哭，她很激动，很高兴。
毕业时，她还陪着我在校园摆摊，卖我的科目笔记，我的思维导图貌似很受欢迎，复印件各自卖了几十份，卖了1000多元钱。
暑假过完后，我去上大学了。
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放下所有担子的母亲，突然住院了，她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和焦虑症，出院后，病也没有痊愈，直到今天，她还在吃药。